第15章 从第一份工作到第八份工作
1 从第一份工作到第八份工作
我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，总是惶惶地想向别人证明自己，甚至故意去吃亏，生怕别人怀疑我表里不一。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想讨好所有人的冲动是盲目和徒劳的。每个人都会以己度人，你永远无法让一个不真诚的人相信你的真诚。反之，你根本没必要向一个真诚的人证明你的真诚。
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酒店做服务生。当时我还没有毕业，学校安排我们到酒店实习。这大概不算是一份正式的工作，但我们每天干的活儿和正式工完全一样。记得当时拿到的工资是600块，估计学校已经克扣了部分。我去的是一家四星级酒店。我们同届共两个班，去那家酒店的约有三四十人。一开始，我被分到了宴会部。后来我知道，对服务生来说，最好的部门是礼宾部，其次是客房部。因为这两个部门能收到小费。宴会部是收不到小费的，而且干的活儿比较累。不过当时我不在乎这些。对我来说，工作中获得的体验新鲜而有趣，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此前我对社会的好奇和想象。我不喜欢也不擅长读书，在学校里感觉很压抑，对于大多数课程一点儿兴趣都没有。不过在我读的那所学校里，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，既不喜欢也不擅长读书，所以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。而且，我的成绩竟然还能排到班级前三。然而去了酒店实习后，我发现我的那些同学大多也不喜欢劳动。而我觉得自己算是喜欢劳动的。起码比他们喜欢。
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在宴会厅撤场，在搬椅子的时候，因为我一次多码了几张椅子，身边的几个同学围拢过来调侃我。他们对我说，活儿是干不完的，你搬得越快，他们就会找越多活儿给你干，反正在下班前，他们不会让你闲着。其实他们是在恼恨我，因为我太卖力，领班就会以同样的标准要求他们。现在我回头看这段经历，当然能想象到，其实在那次之前，他们私下已经对我颇有微词。当时的我比较单纯，对任何人都很友善，而且喜欢迎合人。所以他们说什么，我就听什么，后来就尽量不在他们面前卖力干活儿了。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并没有令我不愉快，我也没为此感到困扰。我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，不像后来对人际相处的细枝末节那么敏感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记得这一幕，是因为在那次之后，我还有过很多类似的经历。这些经历层层叠叠地积累在我身上，渐渐还是产生了作用，影响和改变了我，令我越来越觉得和人打交道是件困难的事情。
我们的实习为期半年，我在宴会部大约待了两个月，又调到西餐厅干了四个月。宴会部顾名思义，主要承接各种宴席。我们有两个大厅和几个小厅。小厅都是摆一桌的，也就是包间；两个大厅则各可以摆二三十桌。因为我们酒店有国资背景，是市政府的下属单位，政府各部门经常会使用宴会厅开办会议。除此以外，有些商家会租用宴会厅办新品发布会或特卖场。我们针对不同的会议或餐宴，使用的桌椅也各不相同，因此要反复地撤场和布场。所谓的撤场和布场，就是把宴会厅里几十张桌子、几百张椅子、几百套杯碟碗筷全部撤换。直径两米的圆桌板，我们会拆下来，竖在地面上，一只手扶着桌沿，不让桌板往两边倒，另一只手轻轻拨动桌面，让桌板滚动起来，一路滚往储物间。椅子则先一张叠一张地码起，再用L形小推车推着走。换桌布也有技巧，先把桌布均匀地拢在双手中，然后像渔翁撒网一样甩出去。实际上，到最后我也没有学会这种快速换桌布的技巧。因为我们是实习生，几个月后就会离开，正式工不想浪费时间教我们。我们一般做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，比如摆放杯碟、搬运桌椅等。我记得布置政府部门的会议席最是讲究，我们要两人合作，拉直一条尼龙绳，把每行、每列的桌椅杯碟等完全对齐，容不得丝毫偏差。如果是普通宴席的话，我们在布好场之后，就到厨房去上菜或留下随侍。
后来我调到了西餐厅。西餐厅在酒店三楼的一边，中餐厅在同层的另一边，宴会部则在四楼。西餐厅的面积只相当于四楼的一个大宴会厅，可能还略小一点儿，生意也不怎么好。但是因为人手少，这里反倒更忙。西餐厅中午和晚上做自助餐，早上和下午则和对面中餐厅一起做茶市。换言之，我们每天做四个餐市。除此以外，客房的全天订餐服务也由我们提供，因此男服务生要轮流上通宵班。我当时最喜欢上通宵班，因为晚上没有领导，自由自在，而且活儿不累。广东的茶市主要是吃点心，并不是光喝茶。光顾早茶的多是老年人，吃的东西并不多，消费金额也不大，主要是在打发时间。但周六日的早茶市会很热闹，基本上都满座，还会有人排队等位。下午茶市的客人则什么样的都有：洽谈商务的，逛街逛累的，朋友相约聚会的，等等。和常见的情况不同，我们西餐厅当时仍由酒店自营，并没有承包出去。因为我们开在酒店的三楼，生意自然比不过大街上的餐店。当年也没有智能手机，甚至连功能手机都没有普及，口碑是真真正正的口口相传，而不是在App里刷出来的评分。所以来光顾的多是居住或工作在附近的熟客，还有楼上的酒店房客。
此外，我们虽然自称西餐厅，但其实做得很不专业，假如顾客想点个牛排之类的，我们是没法提供的。我们有炸薯条，也有肉酱意粉，这些确实属于西餐，但也有像乌冬面这样的日料，还有炒牛河、扬州炒饭之类的本地小吃。说白了，就是个大杂烩。总之，我们午、晚两场自助餐做得并不好。可以这么说：远近不知名，光临者寥寥。尽管如此，我们的经理毕竟只是个打工人，对此似乎一点儿也不着急。自助餐每天都有剩下的食物，尽管在不锈钢方盆里保温了两三个小时，水分已经被烘干，但毕竟是很好的食材做的，闻着还是很香的，倒掉未免太可惜。所以，我们会把好吃的挑出来吃掉；还有人带饭盒来打包回家。当然，我们即便都吃饱了，下班还是要去食堂一趟。因为酒店每天提供一顿员工餐，不吃白不吃。在食堂里，我们常常碰到礼宾部和客房部的同学。他们看见我们带来的菜肴要比员工餐美味多了，有时就求我们改天给他们捎一些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扬眉吐气地反问：“你们收到的小费会给我们留一份吗？”把他们气得够呛。不过，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收到小费。比如送餐上客房的时候，就有可能收到小费。客房订餐主要发生在晚上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更喜欢上通宵班了。通宵班一般是三个人上：西厨有一个厨师接单；还有我们两个服务生，负责接电话、打单、取餐、送餐、结账。在没有订单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边聊天，一边帮白班折纸餐巾，折出一个可以立起的三角形。到了后半夜，订单就很少了，我们还可以轮流睡一会儿。
半年实习期满后，我们可以选择转正或离开，多数人都离开了。我还记得人事部的领导姓潘，大家叫她潘主任，而不是潘经理，因为酒店原先是国有的，称呼还没改过来。她特别向我表达了惋惜。她常常在酒店里走动，顺便观察我们这些实习生。她对我的印象很好，可是我和西餐厅的经理关系却不好。我觉得那个经理流里流气，有时说话很脏。而且我的有些同学太刻意地想和他搞好关系，以至于近乎谄媚。虽然他们这样换不来什么好处——他只是个小小的餐厅经理，手上没什么权力——顶多在安排工作时有限地关照一下，甚至可能都不会关照。但那些同学似乎把这当成进入社会的必修课，也就是去巴结比自己位置高的人。这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——我看不起的其实是那些同学，但我针对的却是那个经理，仿佛我的同学是受了他的蛊惑似的。其实那个经理没有做过任何损害我利益的事。而且说到底，我的同学要奉迎他，也不是他能控制的。但我却故意很冷淡地待他，不把他放在眼里，经常在别人面前表达对他的不屑和反感。当年的我很幼稚。
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香港人开的服装店里做营业员。这家店开在步行街上一个很好的位置，代理一个叫作Moon Goon的韩国小众品牌。这个品牌的衣服以黑、白、红为常用色，配以一种枝蔓状的火焰花纹图腾装饰，标志的字母则采用哥特式字体。它的定价在当年算是比较高的，一件短袖衬衫要卖两三百块。香港老板有一个在东莞的合伙人，他一边从韩国进货，一边让这个合伙人打版仿制。于是我们店里出售的服装有一半是真货，另一半是仿货。仿货的品质远不如真货，差别主要不在做工，而在材料上。我们做久了，看一眼就能分辨哪些衣服是韩国产，哪些衣服是东莞产。但是这个品牌实在太小众，在国内毫无知名度，绝大多数顾客连听都没听过，就更别说区分真假了。而且对他们来说，一个没人听说过的品牌，真货和假货又有什么区别呢？
我是这家服装店开张后的首批员工之一。但是很快，我发现自己做不了销售。我在接待顾客的时候，只能被动地提供服务——顾客问什么我就答什么，要什么我就递什么，而不是主动地引导和游说。我好像缺少一种百折不挠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。我很容易放弃，害怕向人提出请求，害怕被拒绝。当我察觉对方的态度稍有抵触，我就无法再继续去说服人了。按道理我应该被服装店解雇才对，因为我在所有同事里成交额最低。我不仅很难说服顾客掏钱，而且无法和同事争抢客源。假如我和同事都空着的时候有顾客进店，那么我永远会让同事先上。我不喜欢和人发生摩擦，更不要说冲突了。我在同事里倒是人缘很好，大家都喜欢我，因为我不争不抢，温文有礼。我还可以同时和多个互相敌视的小团体保持友好关系。可能在他们眼里，我是一个奇怪而无害的人，一个无欲无求的旁观者，或是一个不知道跑来做什么的傻瓜。
但是店长并没有解雇我。相反，我可能是她最偏爱的一个店员。她看见我不擅长销售，就把我安排到仓库。原本我们有一个仓管员，我进了仓库后，她就要经常到店里卖货了。结果她卖货也比我强得多。这时恰逢政府推行强制社保，我们店决定选五个员工购买社保，以应付政府的检查。于是店长选上了我，一个工作能力吊车尾的人，这令我受宠若惊。但我敏感地察觉到有些同事对此心怀不满。想到日后还要和他们共事，我不想为此增添烦恼，甚至生出纠纷。于是我婉言谢绝了店长的好意，说这会不利于店内的团结。
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当时我对个人的权利毫无认识。在家里父母只教我与人为善，从没告诉我还要捍卫自己的利益。换了现在我可不会那么蠢，今天的我会坦然接受。这本身就是每个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不是资本家的恩赐。如果其他同事对此有不满，那么是他们和资方之间的矛盾，不是和我的矛盾。假如他们搞错了怨恨的对象，我会友善地提醒他们。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当年我竟然想不明白。这可能是因为，从来没有人和我聊起过这些话题。我的父母从不对我说这些。他们一辈子待在事业单位里，对市场经济完全陌生。学校不再安排我们的工作，这事让他们反复念叨。他们在家里谈到单位的某某在炒股，语气听着却像是叹息，仿佛那个某某堕落了，走上了投机倒把的违法道路。
另一方面，个人的认知水平也和社会整体的认知水平挂钩。假如社会上普遍地关心和讨论某些问题，那么个人就会从中得到启发，促进思考，然后增加认识。而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，互联网还没有普及，对于很多切身的问题，我们的讨论对象仅限于身边的熟人。但我家是一个外来家庭，父母都不是本地人，我们在当地没有亲戚。我父母的性格也比较孤僻。尤其是我父亲，他是农民出身，并不适应城市生活，在单位里连一个交心的朋友都没有。每年春节的时候，我们家甚至很难找到一个串门的对象。往往直到快元宵节了，才匆匆去拜访一两家我妈的同事，这时他们家的糖果盒里剩下的已经是些不怎么好吃的糖果了。所以当我踏入社会后，我表现得比身边的同学更单纯、幼稚和迟钝；其实之前在学校里，我和他们并没什么区别。学生时期的我也和后来的我完全不一样。我一踏入社会，就察觉到了身边同学的改变，而且这种差别随着时间的流淌漫延得越来越广、浸渗得越来越深。而我好像完成不了他们那种自然而然的蜕变。我始终不明白他们是怎么从一个学生摇身一变成为成人的。我怀疑他们早在还是个学生时，身体里就已经藏了一个成人。于是踏入社会后，他们只要轻松地把学生的表皮撕下来，变化就立刻完成。而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，身体里同样也是一个学生。就像洋葱无论撕去多少层皮，也仍然是一颗洋葱，永远不会像柑橘一样掰出鲜甜多汁的果瓤来。
我在这里不惜笔墨地解释这些，是担心今天的读者不能理解当年的我为什么那么笨。因为就是今天的我，也觉得当年的自己笨得不可思议。如今我还得向无法相信我有那么笨的读者说明我真的有那么笨，这实在让人无地自容。不过和当年相比，今天的我简直已经变得厚颜无耻了。比如说，我认为当时那家服装店就是真的给我奖励，而不是仅仅给我买社保，我也完全配得上。正如你们现在读到的，今天的我心安理得地在文章里说了自己很多好话，丝毫不觉得受之有愧。我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，总是惶惶地想向别人证明自己，甚至故意去吃亏，生怕别人怀疑我表里不一。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想讨好所有人的冲动是盲目和徒劳的。每个人都会以己度人，你永远无法让一个不真诚的人相信你的真诚。反之，你根本没必要向一个真诚的人证明你的真诚。
后来我辞职的时候，那个店长很不高兴。这说起来有些奇怪，她不高兴没有合理的原因，我没承诺过她任何事情，辞职是我的自由。我对此的理解是，她大概认为自己待我不薄，我哪怕不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，起码也该知恩图报，留下来充当她可以信任的助手，和她同甘共苦，一起创业。毕竟在她看来，我的学历不好，这份工作虽然卑微，但对我来说也不算屈就。她一直在关照我，就是为了把我留下来。她以为这些我都懂，实际上我并不懂。当年我涉世未深，阅历简浅，人情世故完全不察，也看不懂别人的心思。现在回过头分析，那个店长显然事业心很强。香港人的店她有一点儿股份，所以她算是个小老板，而不是完全的打工人。假如那个店她做得好，香港人自然会投资开第二家店、第三家店……不难想象，她将在这盘生意里获得更重要的角色。她器重我可能是因为我足够单纯。我难得地不贪心，待人和善谦让，做事踏踏实实，和她聘用的其他人迥然有别。当然，如果论销售能力，我肯定是店里最弱的。不过可能在她看来，能力强的人到处能请到，她自己就很有能力，但可以托付信任的人却可遇不可求。当时我辞职是为了去读一个夜大，而在服装店要工作到晚上十点，时间上有冲突。这些我没有告诉那个店长，原因已经记不得了，可能是担心她劝我别去读夜大。我不太习惯拒绝别人，尤其是当别人似乎带着关心和好意时。不过今天我会认同，读夜大是一件浪费时间、浪费钱的事。我没有在那个学校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，而且这不全是我的责任。服装店的这份工作我前后做了大半年。
我的第三份工作是在某石化的加油站做营业员。这份工作是通过报纸上的招聘启事找到的。不过刚进去的时候，我只是个编外人员，和正式工同工不同酬。我之前在服装店的工资是2000块出头，到加油站变成了1800块。那个加油站有八台加油机，两两背靠背，共组成四组。油站提供90号汽油、97号汽油和0号柴油三个品种。上班的第一天，同事教会我加油机的基本操作，其余就啥都没说了。我记得那天有辆出租车在我身边停下来。一般出租车司机都会自己加油，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们，怀疑我们加油时会做手脚。我的其他同事从不接待出租车司机，只是冷冷地盯着他们自助加油，然后看他们有没有去付钱。但我当时不懂这些，所以主动走上去接待了。我很礼貌地问那个司机，是要加90号汽油还是97号汽油。他乜斜着眼，像看骗子似的看了我半天，然后阴阳怪气地反问：“你说呢？”后来我才知道，没有出租车会加97号汽油。我的问题在他看来过于愚蠢，而且不怀好意。我还知道了加油工和出租车司机哪怕不是敌人，但也绝不是朋友。他们在工作中吃了苦、受了气，就把怨恨发泄到我们身上。因为那些让他们受气的人他们惹不起。如果油价涨了0.1元，他们也把气撒到我们身上，对我们冷嘲热讽，好像我们是助纣为虐的帮凶，他们多付的钱最后会落到我们的口袋里。而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和态度也差不多。总之，卑贱的人如果心怀不满，就只会欺负别的卑贱的人，因为反抗权势是要吃苦头的。如果实在是谁也欺负不了，那就只能去虐待动物了。人们常常说，爱情是盲目的。但在我看来，爱情恰恰最不盲目、最不功利、最忠于本心。相反，仇恨才是盲目的。
我们当时是三班倒，每次换班的时候会休息一天，好像是每周换班一次。我们分成四个小组，每个小组有四个人。和我同组的另外三人，至今我对他们的相貌还有印象。我还记得每个组里都是一男三女，这说明做这份工作的女多于男。至于这是普遍情况还是我们油站的个别情况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前面说到，出租车司机不信任我们，怀疑我们会做手脚，实际上那不可能。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同一个油站加油，对加油机非常熟悉，而且警惕性很高，对自己付出的每一分钱也非常在乎。但我们确实会对一些人做手脚。我不清楚这是我们组独有的情况，还是别的小组，甚至别的油站都会这么做。当时有一些公家车，是凭加油券来加油的，而不是付现金。这些车的司机往往漫不经心，把车停好后吩咐我们一句，就甩手不管了，毕竟车不是他们自己的。我们组的另外三人——我不能说自己无辜，但我确实对此一无所知——会默契配合，对他们隐瞒加油量，然后多收他们的油券。她们没有把这个告诉我，大概是觉得我笨笨的，容易露馅儿。我后来察觉到这情况，是因为她们有一次被人识破了。可是奇怪的是，那个识破她们的司机，并没有追究她们的责任，而是骂了她们几句就算了，甚至连被多收的油券都没有追回。大概这些加油券本来就是公家的，多付少付他并不在乎。他在乎的是我的同事竟然以为能蒙骗他，这显然是对他的一种轻视。我们组用这些多收的油券换出现金，然后用作小组的活动经费。前面我说自己并不无辜，不仅是因为我没有揭发这件事，而且我还在知情的前提下，和她们一起用这笔钱去喝了几次早茶。可见一个人要腐化是多么容易。
我在这个油站上了三四个月班，突然有一天，来了一群某石化的领导。他们参观了我们的油站，听站长介绍了情况，然后教了我们一套规范的接待用语，让我们使用这套话语服务司机。我的那些同事几乎都是老油条了，他们大概认定这又是在搞形式主义，于是都只是应付了事，一点儿都不认真，而我却傻乎乎地一板一眼按要求完成。结果，这原来是一场选拔。公司打算把一个位处城乡接合部的新油站打造成示范站，然后找人去拍摄视频，在某石化内部作为标准化服务流程宣传。而我因为一丝不苟的表现，被领导们相中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当年我才二十岁刚过，也算朝气蓬勃，是站里最年轻的，我的那些同事普遍都三四十了，而且我身高也是站里最高的。所谓矮个中拔高个，大概在领导的眼里，和他们相比，我也算是形象好、气质佳了吧。不过被选上之后，我就要马上调到新油站去。我原来的油站离家只有两公里多，离我的夜校只有三公里。但新油站离我家和夜校都有十几公里，而且交通不太方便。公司选定那个新油站，是因为那里的房子和加油机都很新，没有蒙上一层无论如何都擦拭不掉的乌黑油渍。那个油站外还刚修了一条新路，比市区里的马路要更笔直、宽敞、平坦和整洁。此外，那里周围是一片花田，当地村民大多从事花卉种植，这在拍摄视频时可是完美的免费背景（实际上那里的地名就叫大花园，我们加油站就叫大花园加油站）。还有，那个油站因为位置偏僻，生意一直不太好，所以我们会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排练和拍摄。
我的站长很舍不得我，但她没有办法，只能安慰我说，等公司的任务完成后，一定立刻申请把我调回来。我在她的油站上了几个月班，其间评上过一次优秀员工，由她直接选出。她选了我，简直是不给老员工面子。也可能她就是要拿我来鞭策那些老员工，用这种方法来刺激他们，让他们端正工作态度。我诚惶诚恐地得了这个奖（忘记奖励多少钱了），第二天就买了箱冰红茶，带回去分给同事喝。
我读的夜校毕竟是成大，多数学生边上班边上课，学校对缺勤也比较宽容，我记得每个科目只要出勤率达到三分之二就没问题。可是我调到新油站后，不知道领导怎么想的，竟然提出要军事化管理。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方面是，我们下班后要住在油站旁的员工宿舍，随时准备接受召唤，不能再回家了。换了今天，我对这种安排必定嗤之以鼻，要不就阳奉阴违，要不就据理力争。何况对我提出这种要求前，他们甚至都没先帮我转正！说到底，我还只是个临时工啊，拿着1800块的死工资，没有任何福利保险，他们怎么好意思干涉我下班后的私人生活？我想住在哪里是我的自由，我只是去打个工而已，不是卖身做奴隶了。他们把我抽调到新油站，并没征求过我本人的意见，好像认定我会服从似的。这种作风倒是挺军事化，可我到底不是在参军。不过在那个年代，人们普遍缺乏权利意识，劳动法也不如今天完善，那种情况司空见惯。也不是说那些领导心眼儿坏，可能他们也没认识到自己侵权了。而我则不但没有愤愤不平，反倒忐忑不安起来，担心自己可能达不到公司的要求，会给集体添麻烦。
现在回过头看，当然能把事情看得很清楚，但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我没有可以商量的对象。我父母满脑子老旧保守思维，那段时期正为单位和社会的剧烈变化感到坐立不安。他们自己都孤独困苦，对社会不能理解、不能接受，自然也无暇过问我了。而且我在青春期后就没再主动和他们商量过任何问题，即使我和他们商量，他们也无力给出恰当的解答。在融入社会这件事上，我的所有决定都是自己做出的——或许因此至今都没有真正融入社会——他们基本没给过我有用的指导或建议。除了后来借我几万块做生意外，他们也没提供其他任何帮助。不过，他们也从不要求我发财致富、光耀门楣，然后孝敬他们。他们只是反复叮嘱我遵纪守法，不要给社会、给别人添麻烦。其实我当时应该和新油站的领导沟通，向他们解释我在读夜校的情况，并提出自己的诉求。我相信他们也不是高高在上、蛮不讲理的人。起码他们应该认同，读书不是一件坏事，而且这不影响我在油站的工作。退一步说，我去读夜校在前，他们把我调到新油站在后，如果新油站实在不能为我放宽规定，那就让我回原来的油站好了。但是当时，我不敢面对领导提要求、谈条件，我觉得这是在搞特殊化，是想谋取特别照顾，可能会招致同事的不满。实际上我想得太多，而且想歪了。
我在新油站大约待了两个月，这期间有溜去上课，也有溜回家，但有时领导在，我溜不了，所以还是旷了不少课。我想，既然自己无法达到油站的要求，那就只能离开了。于是我辞了职。我在某石化总共待了半年左右。事实上我的同龄人里，很少有人愿意去加油站上班。我在油站的同事，要不就是外地人，要不就是年龄偏大、未掌握专业技能而因此就业选择非常少的本地人。其实我去应聘时，同去的还有另一个同学，我俩都被录用了，但他没有去油站报到。因为我们出生在城市，很多人有更好的选择，而且也要顾及面子——在很多人眼里，加油工是一份低下的职业。大家虽然嘴上会说“职业无分贵贱”，心里却并不真的这么认为。不过我父母倒确实相信这句话。而且他们反正没有同城的亲戚朋友，所以不必顾虑什么面子。当初他们听说我去加油站上班，是真的为我感到高兴。
我的第四份工作是在一家中式快餐连锁店送餐，每天只在中午工作两个半小时。快餐店管我一顿午饭，但没有底薪，收入全靠提成。我记得当时送一份餐的提成是1.5元，算下来一天能挣二三十块钱。这份工作其实是一份兼职，但我之前做的三份全职工作，酒店、服装店和加油站，实际上都和夜校有时间冲突。因为我学历不好，很难找到朝九晚五的工作。我在那家快餐店干了半年，后来有同学主动为我介绍工作，我就辞掉了。
我的第五份工作是在一家雪糕批发部送货。那家店是我一个同学的亲戚开的，在城中村旁的一座菜市场里。在去上班之前，我以为自己只是负责送货。结果并不是，我还得去找业务。实际上我的身份是业务员，每天要巡视附近所有的小超市、小卖部。假如看到谁家的冷柜空了，就要问他们需要什么，然后给他们送过去。但我不是唯一干这个活儿的，批发部里还有另外一个全职以及若干兼职和我竞争。我完全不能胜任这份工作。这时我对社交已经比较抵触，我总是对别人话语背后的真实意图反应迟钝，事后我反应过来了，又感觉羞惭懊恼、无地自容。这样的遭遇反复发生，我开始下意识地和人保持距离，哪怕是面对我产生了好感的人。另外我很不习惯和人讨价还价，我不喜欢和人讲利益、谈条件。谈判给我的感觉近似于有意识地得罪人。我不喜欢得罪人的感觉，我的讨好型人格加重了我的社交恐惧。吊诡的是，我是由于太想讨好人，而变得不愿意接近人，因为想讨好人的那种冲动最终总是带来失望和挫折。
我发现当一个人表现得无私时，别人回报他的往往不是友善，而是加倍的贪婪。我之前在酒店实习时要上一种两头班：比如早上上四个小时，晚上再上四个小时。大家都不喜欢这种两头班，因为这意味着要花费双倍的交通时间和费用。还有的人住得远，中间的时间回不了家，只能百无聊赖地等待，或者在酒店附近瞎逛。因为这个缘故，领班在给我们排班时，每人每月的两头班天数是相当的。有一天，一个上两头班的同事因为家里有事，想和我调一下班。原本她用一个两头班换了我的普通班，改天应该用一个普通班换回我的两头班，这样对双方才公平。但我觉得这么换来换去太斤斤计较，所以就对她说，不用那么麻烦，不必换回来了。然后她随口问了我句为什么，我就说普通班和两头班对我来说没有区别，反正我下班后也没事可做。实际上这不是我的真心话；和所有人一样，我也不喜欢两头班，我那么说是不想令她心里不安。事实证明我太幼稚了。过了几天，她又来找我换班，这次她不是因为家里有事，而是直接说：“你觉得两头班和普通班没什么区别，那我们再换一次吧，我不想上两头班。”我很惊讶，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她了。除非我告诉她，之前我是在撒谎，其实我和她一样，也讨厌上两头班。可这样的话我又说不出口，所以我只好又跟她换了一次。但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。又过了几天，另一个听说了这件事的同事，也来找我换班了……
后来是一个我的同班同学帮我化解了这件事。他不留情面地当面挖苦了找我换班的正式工，两人为此还吵了几句。我同学骂她不要脸，她骂我同学多管闲事，而我在旁边左右为难，怕大家伤了和气。不过经此一闹，果然再没人来找我换班了。当年的我非常驯服，对谁都唯唯诺诺，且常常为自己和别人对很多事情的反应截然不同而感到困惑和惶恐。渐渐地，我意识到，大多数人都只能从自己的角度，而不能从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。我的胸怀并没有宽广到吃亏也毫无怨言。我心里也会积累不满和怨气，然后变得厌烦和憎恨。假如不想继续吃亏，我要不就变得和大多数人一样，互相纠缠——你自私我也自私、你贪心我也贪心——这样就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了；要不就选择和所有人保持距离。对我来说，后一种方法要容易得多。
于是到了送雪糕的时候，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个和谁都保持距离的人。有些客户明明和我打过多次交道，可是再见面时我仍然一副仿如初见的表情，过分有礼貌地和他们打招呼，说一些见外的客套话。估计他们心里都在纳闷：这人该不会这么快就忘了我吧？而我还意识不到自己这种生疏的态度伤害了人家的感情。在我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里，这个世界的运转依靠的是公平合理、巨细靡遗的规则，而不是人情。人和人之间不需要建立任何交情，只要共同遵守规则，就可以高效地处理各种事情，每个人也可以过得舒适自如。这时候的我已经比刚毕业时更怯于和人打交道，但还没有发展到社恐的程度。我后来的社恐成分也很复杂，不全是前面概括的这些因素。比如说，我对“使人失望”这件事怀有很深的恐惧。如果有人夸奖我，我会不假思索地立即否认，然后竭力贬低自己。因为我害怕他们以后发现我不如他们原来想的那么好，然后对我失望。我宁愿从一开始就说服他们，我根本就不好。我承受不了别人认为我好所带来的那种随时可能被“识破”的危机感。如果有谁要坚持不懈地夸我——不过这样的人很少——我就会躲着他、远离他。这样就是我主动“抛弃”他，而不是（在想象中）终有一天被他“抛弃”。这不是一种理智的策略，而是自发的心理防御机制。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，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小时代来说，命运这个词或许太大，但性格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历程。比如说，当我尝试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时，我发现无法对我的性格因素避而不谈。我当年做出的很多决定，主要就是受性格的影响，而不仅是从利害得失的角度权衡取舍。假如我不描述自己的性格，读者就很难理解我当时的一些反应和选择。
我在雪糕批发部混了几个月，都不好意思说是在上班，因为我挣的钱和之前在快餐店差不多。可是我在快餐店每天只干两个半小时，在批发部却是朝九晚五。不过送雪糕毕竟比较自由，每天早晚不必打卡，天气不好的话不去也行。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周围转悠，旁边城中村里的旮旯角落我都钻遍了，有些小卖部甚至开在只有一米宽的窄巷里。可是我的竞争对手总是抢在我前面填满那些客户的冷柜。因为他有一个手机，而我只有传呼机，我甚至都没把传呼号码告诉那些商店老板。我的竞争对手已经在那片地方干了一段时间，和大多数商店建立了关系，缺货的时候人家会打电话给他，而我只是在他身后捡漏而已。不过，那时的我并不着急挣钱。因为我晚上还在读书，所以我这么想：等毕业后才正式开始工作，现在就权当打打零工。我干了几个月之后，天气开始渐渐转凉，雪糕越来越难卖了。终于有一天，我竟然连一单都没有送出去——我实在是没脸再混下去，于是就辞了这份工作。
我的第六份工作也是同学介绍的。我并没有拜托他们帮忙，都是他们主动介绍的。这份工作和上一份一样，也不怎么正式，既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也不要求上下班打卡。这个老板在小区里租了一套公寓做工作室，手下只有一个员工，两人是亲戚。工作室的业务是绘制三维建筑效果图，老板负责洽谈业务，绘图员其实就一个人。而我是去当学徒的，工资600块，好像管一顿午饭。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我们使用的软件版本：AutoCAD14、3Dmax4、Photoshop5.5。我去了没几天，又来了两个新学徒，一男一女，都是老板的熟人介绍的。那个绘图员很忙，没工夫教我们，所以我们每天就看书和光盘自学，遇到困难才请教他。当时的Photoshop还很简陋，功能不多，我之前已经自学过，所以立即就上手了。AutoCAD也很简单，基本操作一天就能掌握；但要熟练、高效地使用，则要投入很多时间。而且对于没有基础的我来说，光是读懂那些全开的建筑图纸，就已经非常费劲儿。3Dmax则比较难上手，一方面是它当时还没有中文版，另一方面是软件里面的指令非常多，我们加载的插件还各有不同的界面和指令。
我在这个地方待了半年左右，后来和另外那个男学徒一起离开了。那个男学徒和我读同一所夜校，而且是同一届；我读广告，他读财会。于是那段日子我们每天下班后就一起去上课，在路上吃个盒饭或米粉。我们后来离开是因为觉得那个老板太精明，给他打工很容易吃亏。而且他的工作室毕竟不是正规公司，我们的权益没有什么保障，只能看他的良心。而对于他的良心，我们不敢信任太多。比如说，把我介绍过去的那个同学，他的哥哥认识这个老板。这个同学之前告诉我，学徒期的工资是1000块。可是我去干满一个月后，老板给我的却是600块。我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，也不好意思去问。我既不敢问那个老板，也不好意思问我同学的哥哥。我想我毕竟还什么都不会，也没帮上什么忙，每天占用人家一台电脑，吃人家一份盒饭，再计较几百块钱太说不过去。可是几个月后，我已经能帮上一点儿忙了，有时还和大家一起加班到半夜，拿到手的还是600块。另外那个男学徒情况也和我差不多。我们都胆子小，不敢和老板谈。这时夜校也快毕业了，我们都觉得还是找一份自己专业的工作比较好。
结果，我并没去找一份自己专业的工作。当时有一本我每期购买的漫画杂志，主办的漫画社登出招收学徒的启事。那个漫画社在国内是有点儿名气的，于是我按要求画了一个短篇寄去，没想到竟然被录取了。这其实不算是一份工作，因为没有工资，只管吃住。但我在那里待了半年多，所以我把它当作第七份工作来讲述。
漫画社在一个小区里租了几套房子，社长是个香港人，不到三十岁，他让我们都喊他老师。老师曾经自费去日本学艺，后来回内地创业：搞漫画社，办刊物，推作者，出单行本等。和我同批的学徒大约有十多人，这时我发现，我是其中最年长的，当时我已经二十三岁了。这说明到漫画社里当学徒这种不靠谱的事，一般只有小孩子才会干。不过我比较晚熟，在那之前的几年里，我浑浑噩噩地打工、读夜校，并没有急切地想做些什么的冲动，父母也从不催促我。由于我的家人从小教我省吃俭用，而且父母向来以身作则，所以我对物质的要求也不高，不抽烟不喝酒不买名牌（如今我要喝一点儿酒），剪发只在路边的5元摊，能骑车去的地方我就不坐车，日常开支非常小。而我家没有同城的亲戚，父母也没有朋友，因此两代人都不必和同龄人苦苦较劲、比个高低，于是就都变得有些得过且过、不求上进。我父母很少督促我学习，从没帮我报过辅导班，也不要求我向某某家的孩子看齐。在他们看来，克己勤勉是远比精明能干宝贵的品质。漫画则是我不多的兴趣爱好之一。当时我能看到的几乎都是日本连载漫画：《圣斗士星矢》《七龙珠》《乱马1/2》《阿拉蕾》《足球小将》《灌篮高手》，等等。在漫画社，我们每天要练十多个小时的基本功。这些练习包括打排线、画人像、画人头、临摹场景等。老师并不向我们传授技艺，而只布置练习。在所有的练习内容里，打排线占据的分量最大。所谓的打排线，就是用蘸水钢笔画出一排排直线，每条长约四厘米，间隔越小越好，一般在零点五毫米以内。要求是打出的排线长短一致，间隔均匀。光是这个练习，我们每天都要做四五个小时以上，非常枯燥。不过这些训练内容，感觉像在培养漫画助手，而不是漫画主笔。大约凡是和创造有关的内容，都是无法传授的，只能看各人的天资。我们揣测，这些也是老师在日本时接受过的漫画训练。
最终，我并没成为一个漫画作者。不过在漫画社里，我认识了一些重要的朋友。受到他们的影响，我也听起了摇滚乐。我们当时听的乐队或歌手有性手枪(Sex Pistols)、涅槃(Nirvana)、九寸钉(Nine Inch Nails)、电台司令(Radiohead)、平克·弗洛伊德(Pink Floyd)，等等。和很多摇滚青年一样，他们说要反抗这个社会对个人的改造，反抗主流价值对个性的蒙蔽，反抗成人世界的虚伪和功利。在我看来，他们不仅是说说而已。在他们的鼓励下，我变得越来越敢于否定漫画社的一些做法。我的观点有些可能还有可取之处，有些则明显脱离现实，但总体而言全部很理想主义。最后，因为不认同漫画社对待我们的方式，我和几个朋友一起离开了。在离开之前，我还画了一篇漫画，讽刺老师对我们用的机械训练方式。
于是我又开始找工作，这时我已年满二十四岁。和应届大学毕业生相比，我的年龄偏大，我过往的工作经历对我这时找工作也没有什么帮助，所以好一点儿的工作我是找不到的。不过好在我从来不挑，所以很快就又上班了。我的新工作，也是第八份工作，是在一份新创刊的动漫资讯杂志做美编。
我的老板原来是一本很成功的碟评类杂志的发行人，因为感觉动漫类的书刊前景更好，所以跳出来自己创业。当时市面上有很多同类的动漫杂志，大多都没有刊号，随书附一张光盘，以音像号的形式发行，名义上书是光盘的别册。我们杂志也是采用这种方式。我们老板是个相当抠门的人，不过他谈吐很文雅，善于表达和演讲，而且外形看来很有风度。他聘用我是因为我对工资没提任何要求。我在面试的时候对他说，他给和我相同职位的人多少，也给我多少就行了。他给我试用期1500块，而且要试三个月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真的很实惠。他肯定很快就发现了我服从性强，是他最喜欢的那类员工，但我却到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。这份工作主要使用两个软件：Photoshop用来处理图片，CorelDRAW用来排版。恰好这两个软件我都会。我们编辑部最初有一个主编（兼文编工作）、两个文编、三个美编和一个日语翻译。我负责的工作内容相当枯燥，乏善可陈，就是一张接一张地处理图片，然后排版。不过，编辑部每月要从日本和港台订购原版的漫画资料书。这些书要不在国内买不到，要不就只能买到印刷粗糙的盗版。于是能即时地读到这些珍贵罕见的图书，成了一项对我很有吸引力的福利。
我们每个月做一期刊物，前期一般是文编在忙，后期则轮到美编忙。在每期出胶片的前一天，美编都要通宵加班。因为拖延症是一种常见病，文编不到最后关头是不会交出全部文稿的。除了刊物以外，我们还做一些单独的图书产品，比如奥特曼画册之类的。这些图书的内容有些是侵权的，不过日本的版权方很少理会国内民营图书批发市场（我们叫“二渠道”）上的盗版书。其实当时，图书市场已经日薄西山，虽然智能手机还要过几年才问世，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已经分流了大量纸质书的读者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自己的内容做得也没有特色，在同类杂志中毫不起眼。而且同类杂志很多也只是做几期就消失了，还不如我们坚韧不拔。不过大概因为挣不到钱，我们老板只好在节流方面下功夫了。试用期过后，老板让我们签劳动合同。记得当时读完合同文本后，我有一种强烈的被冒犯的感觉。那份合同的内容我早就忘了，但可以肯定里面的内容有大量是违反今天的《劳动法》的。我没有签那份合同，但也没有立即辞职，因为编辑部里的那些书吊着我的胃口。我还托公司渠道购买境外的原版书，其中有些是帮朋友买的，那些书当时在国内很难买到。此外，我和几个同事相处得很融洽，工作中还是有不少欢乐的。
在编辑部上班的同时，我仍然和之前在漫画社认识的几个朋友联系。他们对社会的鞭挞这时竟不知不觉地和我老板的种种行径相呼应，令我产生了一种“社会果然很肮脏、人性确实很丑陋”的感觉。这感觉此前我从未有过。比如当初离开做建筑效果图的那个老板时，我就丝毫没有愤愤不平，只是觉得有点儿怕他。与此同时，因为在社会上和人打交道吃了太多亏，我渐渐把这归咎到我父母身上，我怪他们没有提醒过我。他们教我的处世之道，在这个社会上根本行不通。他们从不鼓励我去追求，而只训诫我要克己。他们告诉我不对的事情，现在人人都在做，可是社会并没有惩罚他们而奖励我，反倒是奖励他们而惩罚我。还有在工作方面，我们主编对于杂志内容的规划，也完全背离我和我朋友的审美。在我们看来，公司做的图书内容肤浅、幼稚、虚伪、矫情、做作……总之就是在玷污动漫行业，是在浪费纸张、破坏环境。于是经过一段时期的热烈商量后，我们决定一起去北京过“流浪和创作”的生活。我很快辞了工作，简单地做了些准备，然后就坐进硬座车厢出发了。